简体字的“国家工程”

1965年独立建国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资源匮乏的城邦。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国家建构”。

如何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不同族裔凝聚成一个新的“新加坡国民”？语言政策成了重中之重。政府推行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

英语作为行政、法律、商业和不同种族间的共同语，旨在提供公平的竞争起点并高效对接世界。而所谓的“母语”（华人的华语、马来人的马来语、印度人的泰米尔语），则被赋予传承族群文化的功能。

在华文教育领域，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决定：全面采用简体汉字，并与汉语拼音方案同步推行。

毕竟，简化字易学易写，能更快地提升华裔子弟的华文读写能力，这在当时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至关重要。

再加上独立后的新加坡，急需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庞大的邻国和市场建立联系。采用联合国认可的简体字，有利于与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接轨，方便商贸与交流。

而新加坡华人来自福建、广东、潮汕等地，方言繁杂。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华语”和简体字，可以有效消除方言隔阂，塑造一个统一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而不是“福建人”、“广东人”。

这本身就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

因此，在新加坡，简体字的选择，是一项服务于建国大业、带有强烈“进取性”的“国家工程”。它旨在面向未来，打造一个现代化、高效、统一的新社会。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是除了中港澳台地区以外，全世界最完整、最顽强的。这得益于一代代华社先贤的奋力争取。

独立初期，马来族主导的政府极力推行“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同化政策，试图将华文教育边缘化。

在这样严峻的生存压力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界（以董教总为核心）在70年代，经过激烈辩论，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理性的决定：在华文小学和独立中学的教学中，采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

如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社当年基于实用主义的选择，无意中让他们在当下更顺畅地搭上了中国经济与文化影响力扩张的快车。

反倒是港澳台的社会，则在享受繁体字带来的独特文化魅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如何与更主流的简体字信息世界高效互动的课题。

但最重要的永远是，无论字形如何流转，那方块字里所承载的，对祖先智慧的尊重，对文明延续的渴望，以及那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

简繁汉字别争优劣了，都是汉字的孩子，一个妈生的，只是长在了不同人家。